在10月11日-13日举行的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各界人士就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交流。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在谈及文化多样性时总结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人们要懂得欣赏自己创造的美,还要包容地欣赏别人创造的美,这样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拼合在一起,就会实现理想中的大同美。

中国自古以来便呼唤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交流理念,既讲求参差多态,各美其美,又注重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国际社会局势日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下,如何更好地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

在论坛上,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周力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世界各种文明相互取长补短、交流互鉴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指出,“人类文明总是在融合和互补中向前发展,没有哪一种文明能排斥其他文明,独领风骚。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因此,他认为,必须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必须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2017年1月,习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2018年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述被加入宪法序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后,很快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响应和认可。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其重要性和价值在当下凸显。“这个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和国家之间是相互连接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伊萨姆·沙拉夫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因此需要建立不同文化间的信任,而这需要通过协调文化的多样性来完成。“有不同的美感才能塑造出更美好的文明,我们必须相互学习,相互了解,从而建立文化信任。”

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米凯莱·切基表示,“外交、商业、人际关系、安全,都与信任有关,信任的基础是相互认可和理解,这正是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应该搭建人心相通的桥梁,在促进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要保持文化的多样性。”

乌克兰外交官、汉学家谢尔盖·库兹米乔夫认为,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没有文化,各国就无法摆脱因追求本国利益而落入自私自利的陷阱的命运。

库兹米乔夫认为,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他说,“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它们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繁荣。拥有了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会更加丰富多彩,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在法国籍汉学家、中欧论坛创始人、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高大伟看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一种高层次的智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当代中国对中国古典世界主义和儒家“大同”思想的重新阐释,也与西方的普世主义相互呼应。他说:“中西方应该自信地接纳自身传统,同时坚守承诺,相互启发。”

高大伟认为,中西方传统中蕴含着能够相互交融的元素,历史这面镜子呈现出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惊人的相容性——这两种文明都崇尚人文主义,其本质都是将人的尊严置于核心地位。

高大伟举例说,儒家思想与斯多葛学派,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与司马迁,犬儒学派与庄子都有着重要的相似性。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一书中,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安田朴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18世纪对法国的深远影响。“丝绸之路”的概念之所以会引起深远的共鸣。不仅因为它描述了欧亚大陆沿线上频密的货物交易,也因为它有力地象征着在时光长河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融。

“套用安田朴的表述,如果我们可以思考什么是‘中国性的欧洲’,那么我们也可以讨论,‘欧洲性的中国’所包含的多重维度。”高大伟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就像是太极中的“阴”与“阳”,二者相互对立,但同时又相互交融,相互转化。

面对当下全球性问题,西方与中国会交出怎样的答卷,本质上取决于在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的世界里,双方充分利用两种文化传统间根本相容性的能力。高大伟指出,“中国向西方开放,西方向中国开放,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对中西方文化对立冲突的说法予以反击,因为二者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有力的共筑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差异”的世界中,面对差异,需要的是共生而不是对抗的智慧。苏长和谈到,在文明交流中存在三种层次,其中最原始、最初级的层次是消灭对方,用一种文明取代和覆盖另一种文明,这是应该摒弃的。

苏长和分享说,自己曾读过很多英美政治哲学书籍,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追求天下一致,用一种标准和模式来改造、消灭差异,当所有事物都一致,世界就会有序。这种观点将差异共生的世界一分为二地简化为“好的世界”和“不好的世界”、“自由的国家”和“专制的国家”、“文明的世界”和“野蛮的世界”,并且认为前一种有天定的权利去控制、统治、干涉、改造后一种世界。

苏长和指出,这是一种对立冲突的秩序观。这种世界观不能够适应,甚至阻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文明交流中,应该摒弃这种观念。

文明交流的第二个层次是相互尊重、相互欣赏。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常态,差异和不同意味着丰富,承认这一点,才能做到相互尊重、相互欣赏,实现不同文明的“美美与共”。

文明交流的更高层次,是通过在不同文明之间找共通的方式,创造更大的文明交流格局。苏长和指出,找到了相通共通之处,不同文明之间就会相互接近、相互欣赏,走向“天下大同”。

苏长和认为,共通是东方哲学的重要智慧,“找共通”是东方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的重要出路。“找共通”让文明从多样走向共生,这种文明观就是和合共生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也是一种共生哲学。人类文明每一次进步,都是通过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和谐共生来实现的。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在古丝绸之路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传承和提升古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弘扬了丝路精神,因此对于今天促进跨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意义。

论坛上,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阿克拉姆表示,在历史长河中,丝绸之路加速了人类的文化发展,为各国文化间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一种文明交流的“催化剂”。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不仅使亚洲和欧洲的商人能够交换商品,同时还向不同地区的人们引入了新的政治制度、文学流派、音乐风格和视觉形式,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也发展为文化和文明的中心。

阿克拉姆介绍说,古丝绸之路在阿塞拜疆的历史和文化中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由于位于丝绸之路的中心,考古遗址、古城、城堡、浴池、集市等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古迹在阿塞拜疆随处可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影响在阿塞拜疆的建筑和多样化的文化传统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阿塞拜疆是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丝绸之路在丰富阿塞拜疆文化方面的作用难以估量,尼扎米、纳西米、富祖里等众多伟大的阿塞拜疆诗人为世界文学财富作出了贡献。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朝戈金介绍说,新疆克孜勒苏有一位柯尔克孜的《玛纳斯》史诗演唱大师,名叫居素普·玛玛依,他的演唱造诣深得中吉两国广大民众喜爱,他还多次受到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首的接见,获得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颁发的勋章。居素普·玛玛依只是一个民间的史诗歌手,然而他通过演唱史诗,将国界线两边的民众的心拉近,也让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深。

居素普·玛玛依让朝戈金意识到,非物质化遗产的交流虽然多是民间文化交流,但却有着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情感力量,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官方交流所不能替代的。

朝戈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共享性,体现了民众的创造性。民众之间只有更充分地互相理解,才能更深入地彼此欣赏、互相喜爱,才能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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